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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国士编著年谱 文当以拱璧视之——读卫洪平《张瑞玑先生年谱》

来源:中国新闻日报网 发布时间:2021-10-22 分享按钮

 文/张 继 红

2020年1月,北岳文艺出版社推出卫洪平先生编著的《张瑞玑先生年谱》。以我的浅见,这是有关清末民初山西文化人的第一部专业特征鲜明、内容极其丰富的年谱,有开创之功,真是可敬可佩,可喜可贺!

《年谱》问世,我友刘永杰先生得讯,欣喜异常,在疫情肆虐的春天,特别约请作者卫洪平先生到他的府上见面,对出版《张瑞玑先生年谱》当面表示祝贺,并就完善此谱提出宝贵建议。我有幸侧身其间,得闻二位高见,受教良深,愈觉《年谱》可读可味。

清末民初,是中国社会大动荡的时期,群雄并起,思想活跃,潮流翻卷,泥沙俱下。那个时候,山西军界、政界的人物就不用说了,文化界的名人,如洪洞王轩、张铁生、张瑞玑,乡宁杨笃、吴庚,晋源刘大鹏,代县张友桐,太谷曹润堂、赵铁山,定襄牛诚修,平陆张贯三,芮城景耀月,榆次常赞春、常旭春,沁水贾景德,晋城郭象升,忻州梁硕光,河津李亮工,猗氏(今属临猗)王用宾,安邑景梅九,汾阳田润霖,等等,可称一时之选。他们对山西文化的贡献,影响深远,至今被人称道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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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瑞玑先生(1872—1928)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张瑞玑先生年谱

列数上述晋籍文化界名人,张瑞玑先生的学术成就并非最显赫者,其中杨笃、王轩编纂了中国名志光绪版《山西通志》;郭象升是民国时期古文派的殿军,有《古文家别集类案》《文学研究法》等著作;常赞春、常旭春、赵铁山是书法界的魁首;贾景德是诗坛盟主。然而,当时山西,乃至国内政界、文化界,无论识与不识,无不敬佩张瑞玑其人。1928年,张瑞玑去世后,辛亥革命老人、文化界泰斗章太炎先生亲制《墓表》,有云:“(张瑞玑)善诗书画,自谓书不如画,画不如诗,诗不如其为人,盖笃论云。”由此,忽然想到晋人对清初傅山先生的评价:字不如诗,诗不如画,画不如医,医不如学,学不如人。清末民初,张瑞玑之为人,傅山之俦也。他们都身处改朝换代、社会剧烈动荡的历史时期,都表现出英勇无畏的精神,高超的见识,都做出义薄云天的惊人举动。

我以为,张瑞玑,国士也。

所谓“国士”,即心怀天下,舍身为国者。见证“国士之心”,一定是在天下动荡、民不聊生的关键时期,挺身而出,为生民请命,为天下开太平,推动历史进步。张瑞玑就是这样的国士,立德在先,立功、立言俱有,倒是其次的。

张瑞玑怀“国士之心”,首先是以国家为重,敢自我革命。他生于晚清时洪洞县的儒学世家,23岁中举,32岁考中进士,35岁始任陕西韩城知县,后依次在兴平、长安、临潼、咸宁等地执掌县印,尤其以文章受知于陕西布政使、大文豪樊增祥,治绩显赫,清名远播,是当时的名县令。其挚友猗氏(今属临猗)刘盥训曾撰《老衡事略》说:“陕西绅民不信服大吏,唯信服君,有第一循吏之称。”然而,面对晚清的社会衰败,张瑞玑怀救国之心,创办报纸《龙门报》《兴平报》《兴平星期报》等,宣传新知识、新思想,且不避嫌疑,与革命党人景梅九、胡景翼等密切交往。李金铭编著《辛亥人物景耀月》记述:“自同盟会成立后,革命之势已是水到渠成了,军民加入者尤多,以山西同乡之谊,但做官的却很少参与。(景)耀月动以同盟会宗旨,甚合张(瑞玑)意,同有反清之心,便以宰官身份宣誓加盟。”张瑞玑以知名县宰而参与革命,以致时人“目咸宁县署为革命机关”,在晚清官僚中,实属凤毛麟角,非有胆有识、爱国心切者,何达此境。

1911年10月22日(九月初一),陕西革命成功。张瑞玑之子张小衡在《先君事略》中记载,此日,“会于谘议局。会散,府君(张瑞玑)归,适民军自西城入,遇诸途,群呼曰:‘此满洲官吏也!’欲刺之。府君解衣掷帽,大笑曰:‘吾久已不欲服此矣!’其统领官遽前止之曰:‘此清廉官,且同志也,勿得然!’众亦笑而谢之。府君既归,则民军首领及张云山等均已遣兵保护县署矣。时秦人仇官甚力,省垣自府署以下无幸免者,独咸宁县署得全。”

辛亥革命成功,山西革命党电邀张瑞玑回晋,于是,张瑞玑“坚辞秦军东归”。不久,任山西财政司司长。

1911年11月9日,袁世凯任内阁总理大臣,15日,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,率第三镇统制曹锟、第五混成协统卢永祥进攻山西。12月中旬,攻占娘子关。1月30日,卢永祥军攻破赵城,即放纵部下肆意淫掠焚杀三昼夜,赵城一片狼藉。张瑞玑急急奉母避入深山,其家也遭抢劫,家什“荡然无遗”。

卢永祥的暴行激怒了张瑞玑,他接连致书张锡銮、袁世凯,致书卢永祥本人,揭批卢部祸晋恶行。

致张锡銮书云:“十二月十一日,(卢永祥军)长驱入赵城,昌言于市曰:‘奉大中丞(指晋抚张锡銮)命,赵城无贵贱老幼皆革党也,剿杀无赦!’于是,淫掠焚杀,惨无人理。三日后,始饱载而南。其去也,车四百辆,骆驼三百头,骡马数千蹄,负包担囊,相属于道。”

又致书祸首卢永祥,痛斥其祸害地方的罪行:“足下为满清奴,为袁氏仆,受嗾噬人其本分也,固不足怪,独怪中国何不幸生足下及一般盗贼也!子弟遗门阀之忧,则同族生耻;骨肉起干戈之变,则路人寒心。足下及三省(指冀、鲁、豫)之人,孰非我黄帝神农之子孙乎?瑞玑羞愧死矣!”

张瑞玑气愤难平,更忧公道不彰,又上书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:“自豫军西入潼关,而潼关一隅无完土矣;自北军(指曹锟、卢永祥部)背约入晋,而晋省财产无遗漏矣。淫杀焚掠,所过成墟。瑞玑盖目睹之而身受之,万不敢造谣生谤,以诬官军并诬执事(指袁世凯)。今执事一再言之曰‘秦晋,土匪也’,瑞玑诚不敢为之辩。然奉执事之命而征土匪者,其为害百倍于土匪。以案情轻重之例较之,不知天下当指官军为何物,并指执事为何人也!,,,,,,瑞玑目盲失鉴,而误以执事为一世之枭雄,今而知执事枭则枭也,雄则未也。”

袁世凯得张瑞玑书,“立招其师,秦晋得完”(《西北革命史征稿•张瑞玑》)从此,洪洞县铸造了卢永祥跪地的铁像,遭受万人唾骂。

1912年,袁世凯欲窃取大总统位,张瑞玑愤而作《再上内阁总理书》,有云:“夫所谓大总统者,全国人民所公认,非一人一家之私物也,一二人不能私举,亦不能私与之也。直(今河北)豫议局及蒙古王公,代表其全地全省可也,不能代表全国。”又数落之:“执事政治之经验,中外之声望,瑞玑早见之闻之:在旧日政界中立于荣(荣禄)庆(庆亲王奕劻)痴顽之班,诚首屈一指,以拟孙君(孙中山)殊觉不伦,月旦具在,此非瑞玑一人之私言也。”《西北革命史征稿》载:“人无敢议者,独瑞玑之义声震天下。”

张瑞玑以一晚清命官,敢于自我革命;见军阀祸害地方,不顾自身安危,上书袁世凯,得以保全桑梓;袁世凯图谋称帝,怒而斥之;1918年,任国会议员,为民仗义执言;1919年,陕西南北划界,因“德望夙著”,被南北双方公推为监视员,折冲于樽俎之间。试看张瑞玑在清末民初的所作所为,莫非国士所为。

2020年,省会太原市中心的五一广场开始改造。改造的关键工程,是要恢复老太原的地标建筑首义门。

首义门原名承恩门,是明代初年太原城的南门之一。据传,此门建成,长期封闭,太原人出入太原城南,均走大南门(即迎泽门)。1907年,承恩门忽然打开,官民通行。诡异的是,仅过4年,1911年10月29日,太原即爆发震惊四方的辛亥起义。起义军在深秋之夜迅速穿过打开不久的承恩门,直捣山西巡抚衙门,取得胜利。随后,承恩门改名。突兀而起的城门的正上方,悬挂着一块巨大的匾额,上书“首义门”,以此彰显太原辛亥革命之首功。

读卫洪平先生新著《张瑞玑先生年谱》,在1912年末这一条,赫然记载:“本年,太原承恩门改称首义门,张瑞玑题额。”

太原起义,取头功者众多,为何首义门请张瑞玑题额?

这是一个谜。

读毕《张瑞玑先生年谱》,心头的谜团逐渐解开。我以为,张瑞玑,国士也。高悬在首义门上的匾额,要一位国士题写,要一位有大德者题写,方配得此字,悬得长久。当时,遍数晋省群贤,堪当题匾者,非张瑞玑莫属;今日,思之再三,亦非张瑞玑莫属。

卫洪平先生为张瑞玑这样的国士编撰年谱,实在是大有功德的事,诚实可敬。其书当以拱璧视之。

张瑞玑画《墨梅图》(1914年)张瑞玑常用印章(部分) 谁园藏书楼,右侧石榴树相传系张瑞玑手植

张瑞玑(1872—1928),山西省赵城县(今洪洞县赵城镇)人。23岁中举,32岁考中进士,35岁始任陕西韩城等多县知县。辛亥革命成功,山西革命党电邀张瑞玑回晋,于是,张瑞玑“坚辞秦军东归”。不久,任山西财政司司长。 

张瑞玑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。面对晚清的社会衰败,张瑞玑深怀救国之心,创办报纸《龙门报》《兴平报》《兴平星期报》等,宣传新知识、新思想,且不避嫌疑,与革命党人景梅九、胡景翼等密切交往。以知名县宰而参与革命,在晚清官僚中,实属凤毛麟角。

张瑞玑为官数年,始终以国家为重,敢于自我革命,堪称国士。在天下动荡、民不聊生的关键时期,张瑞玑挺身而出,为生民请命,为天下开太平,积极推动历史进步。袁世凯部第五混成协统卢永祥进攻山西,攻破赵城,放纵部下肆意淫掠焚杀三昼夜,赵城一片狼藉。张瑞玑接连致书袁世凯,揭批卢部祸晋恶行。袁世凯得张瑞玑书,“立招其师,秦晋得完”。从此,洪洞县铸造了卢永祥跪地的铁像,遭受万人唾骂。袁世凯图谋称帝,张瑞玑怒而斥之。

张瑞玑先生是民国时的山西奇人,也是一位被埋没的学者型官员。为官,为学,为人,应为当世之楷模。百年前他在赵城筑“谁园”,作《谁园记》,一时传抄纸贵;他还是一位书画家。辛亥革命后,太原承恩门改为“首义门”,张瑞玑为题匾额。他擅画墨梅,所画者皆“胸中之梅”。张瑞玑还是一位藏书家。耸立于赵城汾河之滨的谁园主体建筑,是一座中西合璧的藏书楼。(三晋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  张 继 红)

《中国新闻日报》(2021年10月22日04 版)

责任编辑:李伟